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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3期
周文（1967-），重庆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出版著作《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和谐社会制度创新研究》《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1一2016）等，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重要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2012年在墨西哥荣获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
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再次凸显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从一国到多国再到全球的理论扩张，也陷入了从经济理论到政治教条的意识形态困境，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主权，催生了金融繁荣的虚拟景象。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在不断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在全球治理中，中国方案的提出，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中国智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中国方案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完全复苏。因此，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认识新自由主义就成为一个需要急切回答的理论问题。
一、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救星吗？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华盛顿共识”是该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即指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指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作为一种理论，新自由主义经历了创立、发展、兴起、扩张和衰退的过程。因此，有必要梳理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从理论上廓清它的实质。
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理论，一定的理论作为特定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作为其代表人物，继承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传统，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然而，1929年经济大萧条充分暴露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基于有效需求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持续性的生产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滞涨”时期正式宣告凯恩斯主义失灵。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同时，新自由主义众多流派的经济主张再次进入主流视野，如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也存在一些差异，以现代货币学派为例，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提出“自然失业率”，反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以消除失业，主张让劳动力在市场作用下实现供需平衡；反对传统货币政策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固定在与经济发展速度大致的水平上，因此被称为货币主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供给学派则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度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新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西方也将新自由主义称为新保守主义。[2]
新自由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组矛盾在量的层面上导致了垄断性盲目生产，“生产无限增大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3]，在质的层面上表现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比例日益失调。尽管新自由主义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其主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种你退我进的零和赛局，一味强调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
新自由主义在解决凯恩斯主义失灵问题的同时，也陷入了另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大卫·科茨运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阶段性波动的社会积累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变化周期，论证新自由主义“作为金融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最终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4]制度危机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所谓“结构性危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运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并提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就已经陷入这场（结构性）危机之中，并可能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5]虽然新自由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治理工具层面摆脱了“滞涨”危机，但是它在为经济增长放松政策管制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全球秩序失衡。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观点也有重大缺陷[6]。以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的“私有化”观点为例，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经济发展最充分的动力，然而在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财产的私有者已经与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分离了，人们经济活动的动力更多地是与直接收入相结合。因此，认为私有制具有最充分动力的观点是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然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
新自由主义正深陷意识形态困境中。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除了在经济政策上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失灵外，在政治上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台以及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两者共同促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正不断突破学术理论的边界进而不断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就其发展趋势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教条化。新自由主义不断趋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其教条化的最典型例子，就是针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抛出所谓“华盛顿共识”（10条政策工具[7]），其实质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8]
其二，政治化。新自由主义尝试建构一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华盛顿共识”的背后，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伴随着全球化浪潮，新自由主义不再局限在经济理论层面，新自由主义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位超级推销员，满世界地兜售所谓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继拉美之后，俄罗斯为获得西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经济援助，也采取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理论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与将新自由主义范式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不能等同。但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只是通过放松政策管制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非但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且在其走向意识形态困境中加剧了这一矛盾，造成了全球性危害。
二、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害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从一国到多国再到全球的理论扩张，也陷入了从经济理论到政治教条的意识形态困境。历史表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9]
新自由主义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主权。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然而，“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制度，把集权主义和统制经济的一切弊端统统归之于社会主义和计划”，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10]
其一，从危害的结果看，那些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方案的发展中国家非但经济增长减速甚至陷入衰退。[11]历史上，美国迫使阿根廷等国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拉美经历了“失去的10 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俄罗斯更是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有着“刻骨铭心”的教训和体会。[12]以阿根廷为例，总统梅内姆是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1989年开始领导阿根廷进行经济改革，其经济政策却是阿根廷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13]。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使阿根廷一度成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样板，甚至有“南方国家中的富人”一说。为摆脱1982年以来的债务危机，阿根廷采取了放松经济管制和开放外国资本的措施，实行了本国货币比索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外汇来调节市场汇率，为日后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也造成了比索无法正确反映本国经济实际情况。2001年阿根廷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崩溃和经济危机。在几经挣扎后依然受困于巨额内外债而不能自拔，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偿还近千亿美元的到期外债，从而使这个国家陷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违约。根据世界银行的公布数据，2001年阿根廷的GDP为2686.97亿美元，而2002年则为977.24亿美元。[14]而且至今阿根廷仍未能彻底摆脱债务危机。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使得阿根廷最终走向了危机？因为一国的经济实践与他国经济基础的本质差异，造成所谓可复制的“模式”的失效。一个国家对于一种经济理论的接受和适应程度取决于包括经济基础设施、政治制度保障、社会文化氛围等整体环境。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它具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及比较完善的经济法规。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在不成熟的市场化过程中，饱受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不完备性之苦，再加之缺乏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措施，势必深刻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
其二，从危害的过程看，私有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私有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且迅速集中到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手中，形成“寡头垄断”的畸形市场竞争格局，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社会持续稳定，严重“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15]。为什么要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西方社会，自孟德斯鸠以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资本主义经济身体之中。在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产权理论倾向于私有化。一般认为，私有产权能够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因此，私有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重要一环。统计数据显示,按销售价格额排名的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1999年的230家,其销售额由占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由87家减少到64家,其销售额由占33.2%降至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销售额由占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占4.2%降至1.2%。此外, 1998-1999年,在拉美出口2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总额的43.2%,国有企业仅占24.1%。[16]然而，原来寄望于私有化能够发挥私有产权的激励作用，反而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13个拉美国家的统计,用20%最低收入者与20%最高收入者各自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变化进行对比, 90年代形势有所改善的只有3国,保持原状的1国, 出现恶化的有9国。[17]同样，私有化也在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过程中，一边是金融和石油寡头们操控国民经济，囤积居奇，一边是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公允地看，我们不仅需要正视私有产权对个体的市场行为的激励作用，更需要正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危害性。毋庸置疑，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更是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国有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除了提供大量满足日常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稳定社会和推动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另外，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难题，但这与有无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否占主导地位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关乎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后者更关乎国民经济的稳定秩序。没有稳定秩序的奠基则仍将是畸形的市场竞争格局。
其三，从危害的实质看，全球范围结构失衡日益突出。这种结构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生产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有一种说法叫作“资本走遍全球，利润流回西方”，描述的就是这一现象。贸易投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的“不平等”待遇，为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扫除国家政策障碍，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劣势，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更加凸显。新自由主义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通过以资本、劳动、贸易等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新经济殖民主义，扩大商品倾销市场以缓解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加速完成资本增殖的周期循环。然而，它在“损人”的同时，也始终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规律。二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金融领域的过度自由化给金融和经济体系带来严重的风险，尤其在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较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过快自由化使得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可以自由出入”[18]，诱发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加剧经济波动，酿成金融危机。三是全球社会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富裕阶层与贫困人口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一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在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这一数字更是惊人增长。曾有媒体报道，1%的最富有阶层掌握着全球48.2%的财富，前10%拥有87%的财富，而“较不富裕”的半数人所拥有资产不足全球财富的1%。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激烈，新自由主义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天然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三重全球范围结构失衡问题面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是一套全球秩序和国际双重标准。“华盛顿共识”引导下的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霸权的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反社会主义的运动中诞生的，尽管其理论派别与理论观点各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它通过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来以实现其所谓的‘历史的终结’”。[19]
新自由主义最终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从理论发展的阶段来看，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和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20]，最终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
过度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化的推进依赖两个要素：一是“金融业的去管制过程”，二是“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1]大卫·科茨认为，金融化应被视为新自由主义重建的产物。[22]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通过了金融去监管法案，大量资本涌入金融行业催生了资产泡沫。伴随着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市场正在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工具改变公司行为和个人经济行为，同时，金融管控缺失、金融投机泛滥进一步加剧经济风险，出现金融泡沫，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深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泥潭，就微观层面而言，金融化可预支收入的麻痹诱致家庭债务持续上升。归根到底，这场危机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融化“三位一体”的危机。辩证地看，一方面，全球化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场域，助力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推广，全球化尤其是产业链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能从中幸免，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全球经济危机。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刺激资本活力，另一方面又间接促成了金融等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此外，发展中国家更是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新自由主义在虚幻的“自由”与现实的危机交织中吹响了丧钟，它无疑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危害。同时，我们需要客观分析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中国崛起面临的三大挑战。其一，从经济体制上看，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私有化和私有制，这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矛盾。“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公有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是自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国内外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23]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然而，新自由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后受到许多人的追捧，主张实行私有化的观点也一时沉渣泛起。其二，从政治体制来看，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这与我国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矛盾，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带有制度属性。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原则（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样可以实现。新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的做法，其实质是企图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其三，从话语权来看，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自由”、“民主”等西方普世价值，这与我国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历史文化相矛盾。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然而这一制度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并不然。所谓民主体制，在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中反而引起了空前的动荡和混乱。因此，探索一条真正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非易事，但照搬一套制度只会产生橘生淮北为枳的效果。
三、 中国方案的理论贡献和时代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提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然而，中国崛起之路依然任重道远。2017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经济2016年增长速度超过印度，位列第一。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来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无疑是当今时代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在不断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正在世界舞台上提供着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是指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新态度”[24]。
世界需要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声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电视新年讲话中说道:“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25]从全球经济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贸易投资持续低迷，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地缘政治问题层出不穷，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奄奄一息”；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9年以来，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引领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日益重要；从国际话语权来看，基于综合国力比较的“西强我弱”话语格局是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表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亟需一套更加公正的、更加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话语体系。历史表明，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和持续发酵，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质疑，而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明灯，并开辟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境界。蕴含着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正当其时，世界各国在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全球危害之后，更加迫切需要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声音。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中国方案的要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将中国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就区域合作、经济发展、国际秩序等全球性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方案”。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以“全球治理”为主题，习总书记列举了“中国方案”的众多创新之举，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6]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了“中国方案”的理论特质，“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27]2016年7月1日，习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重申了“中国方案”的目标定位，“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28]2016年9月4日，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上强调，“希望杭州峰会能够在以往的基础上，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29]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讲话中，尤其在涉及国际合作交流领域，“中国方案”被越来越多地提到，“中国方案”的具体内容、理论特质和目标定位也越来越鲜明。如果要给“中国方案”进行概念解释的话，我认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最合适不过。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方案面向国际社会，关切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环境改善，“世界经济”是题中之意；二是中国方案聚焦新发展理念，即“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既是国内治理经验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版”[30]，又是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增长新问题开出的处方。中国方案是基于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原创表达，以中国发展事实基础为依据，为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方面赢取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中国方案”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中国崛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奠定了中国方案的物质基础，而在创造经济奇迹的众多原因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是最重要一环。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和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新自由主义更是强调工具导向的市场作用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然而，如何克服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问题呢？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答案。这种市场至上的观点如果不结合本国发展实际，盲目崇拜自由市场，势必影响国内经济稳定，而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则证明了两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成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经历不断调整。从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至此，内生于传统中国成熟于现代中国的“政府——市场”二元辩证的治理结构禀赋为中国奇迹做出了有效解释。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方案的最大特征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正如中国方案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方案是分享，而不是教条，希望通过分享经验的方式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多务实可行的对策方案。
“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在于破除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开创多元文明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现实发展超出了西方话语原有的理论解释范畴，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一个人口占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它的崛起与转型势必深刻影响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走来，转型中的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视野中具有三重世界意义，具体表现在它开创了人类发展的新文明类型，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意义。“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上的正式提出，正凸显着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时代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道路探索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被概括成“中国道路”，但是这四个字的理论补充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学者。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再到“中国模式”，从“历史终结论”到“中国崩溃论”，历史告诉我们，出于国家利益考量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冷战”格局的结束而消亡，相反，它仍在以话语体系不对称的方式潜滋暗长。鉴于所谓“模式”的可复制性与具体国情实际之间的适应问题，“中国方案”更是一种创新之举，积极融入并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又努力克服片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当新自由主义走向衰落，世界需要的不是另一种新自由主义，相反，世界需要的是能够切实解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31]等问题的全球政治经济方案。中国方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注释：
[1][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
[3]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4][美]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载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组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何去何从？》，载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组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22页。
[6]顾钰民：《私有制是经济发展最充分的动力吗？——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
[7]华盛顿共识（1990）的十项政策工具：（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
[9]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10]李慎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人民论坛》，2013年1月下。
[11]李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求是》，2014年第16期。
[12]周文：《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评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光明日报》，2016年12月6日第11版。
[13]马岩：《专栏阿根廷经济动荡分析》，《2002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第66-67页。
[14]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 worldbank.org.cn/ country/ %E9%98%BF%E6%A0 %B9%E5%BB%B7。
[15]张伟：《试论新自由主义危害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6]参见苏振兴：《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回顾和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
[17]参见苏振兴：《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回顾和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
[18]杜奎峰、程惠霞：《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在部分国家实践的再反思》，《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19]高和荣：《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0]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21]张晨、马慎萧：《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
[22]参见张雪琴：《新自由主义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评大卫·科茨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23]简新华、余江：《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24][俄]亚·弗·罗曼诺夫：《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新态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25]《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6年1月1日第1版。
[26]《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2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29]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第3版。
[30]王毅：《为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6年9月20日第7版。
[31]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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